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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结构中，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要工作职责往往限于监督，对地方决策和治理活动的参与却极为不足。

这同样表现在地方立法的过程中。改革植根于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权力下放伴随着社会进步和自由程度的提升，这反映了制度松绑的欲求，也是地方治理的新趋向。

在当下中国，同样存在一系列的俘获手段，例如大型企业游说、官员寻租、企业利用税收和利润与地方展开利益合作等。具体来说，在立法过程中，可以考虑建立社会主体的协商平台，将立法所涉及到的主要利益团体纳人到地方立法过程中。事实上，这种集权结构也很难改变，这将导致地方立法面对一个更为复杂的困境。这样一来，所立之法的质量就无法保证。为强化其立法能力，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必要在组成和工作方式上进行改革。

【摘要】由设区的市进行立法是地方自主权的表现，也是实现地方政权机构和居民的意志、利益的基本方式。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会影响居民的生活和福祉。笔者也曾经提出，行政法解释、部门行政法[行政法分论]、比较行政法和社科行政法研究是我国行政法学未来发展的主要学术增长点。

[34]参见刘莘主编：《行政法治文苑——行政法图书和论文索引总汇[1978-2004]》，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当事人是否特定，则以拘束内容为标准确定、以是否可统计确定。[109]庞德教授认为，法律的稳定性和变化性的关系问题是所有法学流派共同关注的问题，而学说、判例和法规范是最基本的三类素材。[15]2011年3月1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时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参见胡建淼主编：《行政行为基本范畴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王正斌撰写。因此，法释义学意义上的判例研究，不对案件在判决书呈现内容之外的其他各种可能因素进行法社会学的分析。

[105]在此次《行政诉讼法》的修订中，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审判实践即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总之，行政行为释义学研究，完全有可能把握住行政的多重形态和多层次问题，导入过程观念和结构观念，承载合法性与合目的性控制功能。第3条则对《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二)项规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作出了解释，它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的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章剑生：《现代行政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页。

……制定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是抽象的行政行为。截至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共有130多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了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他主张，行政行为是一个过程。[95]参见江利红：论行政法学中‘行政过程概念的导入——从‘行政行为到‘行政过程，《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3期，第79～90页。

从时间线来排列看，作为法学概念的行政行为、具体的行政行为形成在前，《行政诉讼法》上的行政行为、具体行政行为等法律概念出现在后。通常表现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107]前文对前两类研究已有多处述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行政法还不完备，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还不够健全，行政诉讼法规定‘民可以告官，有观念更新问题，有不习惯、不适应的问题，也有承受力的问题。

对行政行为概念的源流、解释及其功能变迁研究显示，行政法学的一部分内容源自民国和外国行政法学概念与体系，并影响了立法。这被认为是第一篇以具体行政行为为论题的学术论文，参见前注[34]，刘莘主编书，第105页。[19]正如拉伦茨教授所言：通常可供认识法院法律见解的资料，不过是写成文字的判决本身。因此，在中国行政法学在重建法制走过三十年之后，有必要对其进行描述和归纳。也可参见王名扬教授回忆，载前注④，何海波编著书，第24页。以受案范围为关键词，则有5220篇。

何海波教授的《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基于判例重新构建了行政诉讼法学体系。行政立法[篇名]981条，行政立法[关键词]6021条。

早在2000年，叶必丰教授即主持出版了行政行为判解系列丛书。原告认为，该通知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实际影响，属于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理由是：通知所针对的对象是小区全部被拆迁单位和被拆迁户，人数确定。

由于我国的法律体系和法治建设处于后发位置，因此着眼于立法进行的研究，对外国法律制度和学说的述评也是重要内容。此外，在行政行为一般论方面，特别是在行政行为效力，也出现了有影响的论著。

[9]包括叶必丰：《应申请行政行为的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王名扬先生援引了我国《宪法》第89条、90条，综合研究我国关于国家行政管理的各种法律规定，指出行政行为应包括国家行政机关的抽象的行为和具体的行为。[67]这些研究同样对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直接推动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等重要法律的制定。[62]因此，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绝对的界限。

即不是审查《通知》和《答复》，而是审查通过《通知》和《答复》作出的行为。早期以法治理念的传播为主，呼唤制定法律。

百年来，行政行为理论一直是德国行政法规范的核心。法学学说是否、能否和如何有效吸纳和组织这些新内容，是中国行政法[释义]学本土生成的关键。

叶必丰教授体察先驱者的筚路蓝缕，指出王名扬先生的行政行为分类等理论体系，并非基于我国实定法上的规定和司法上的判例，在《行政诉讼法》制定前也没有实定法和判例的支持。此后出版的比较重要的教材，例如1989年出版的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行政法学》，[37]《行政法学教程》、[38]《行政法学[修订本]》[39]都沿用了行政行为的定位和抽象—具体的基本分类。

[87]又过了十年，行政实践、行政诉讼和行政法学研究不断萌生新问题，也都有了新进展。[80]叶必丰教授则提出，只要以相对人是否特定标准就能区分。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作为法律概念的[具体]行政行为来源于法学教材中的法学概念。[93]朱新力、宋华琳：现代行政法学的建构与政府规制研究的兴起，《法律科学》2005年第5期，第39～42页。

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修订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行政法学者对受案范围的讨论则包括个案审判咨询和修法释法建议。

[106]法释义学体系对立法和判决也有着简约思考和体系化的作用。[20]白鹏飞则提出了行政行为的概念，将广义的行政行为泛指为行政权之一切作用，与行政作用无异。

面对行政的多样形态和多重问题，行政行为释义学需要，也能够导入过程观念和结构观念，以承载合法性与合目的性控制功能。[64]这些问题的答案尽管也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但是其判断标准都相对容易确立，事实上即使在个案中有适用疑难，也没有在判断标准上存在长期争议，特别是没有像抽象—具体的判断标准那样长期纠缠不清。